整个硕大的博览园，始终弥漫着一股淡然的、若隐若现的铁锈气息—即使我们的鼻子并不那么灵敏，也能够从空气中嗅出这样的气息来。这气息，似乎能够说是一种“基调”，具有一种常被谈及的“历史味道”。在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其展览的核心部分即是钢铁，是那些曾经辉煌还可以发出巨大声响的金属“旧物”，是在时间的历经中可贵的留存。它们是沧桑，也是见证。

  博览园位于重庆大渡口区，是重庆四大博物馆之一，也是唯一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一家博物馆，由主展馆、“钢魂馆”、工业遗址公园几部分所组成。若谈其“镇馆之宝”，在我眼里可能非“8000（HP）马力蒸汽机”莫属。它大抵是整个博览园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旧物，据介绍说，这台由英国谢菲尔德市梯赛特戴维兄弟公司制造的蒸汽机是由清末名臣、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引进的，引进的具体时间应是1906年。同样，据介绍说，这台“8000（HP）马力蒸汽机”是中国轧钢工业史上第一台大型轨梁轧机原动机。

  这台蒸汽机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代表的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端，一个最为核心的见证。它是中国“洋务运动”重要的引进，从某种层面上也变更着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开始注重对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引进，“中国钢铁工业开始依托世界先进的技术，蹒跚起步，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基础”。直到五四，直到……当然，它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味的象征：中国的现代技术、现代科技甚至已经为我们普遍接受的现代思想，都是出于博纳的胸怀引进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引进服务了中国，引进提升了中国。

  博纳博取，一直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一个良好美德，我们愿意汲取，愿意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中不断拿来以丰富自己—罗素在他著名的《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曾专门提及过这一点，他认为，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一个愿意从他者那里汲取并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的“基因”，正是这一基因使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绵，得以丰富，得以深厚。事实上，我们也有一定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文化里还有另一重的基因，那就是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凡是非“祖宗之法”便一概鄙视、漠视和敌视，这一沉渣的不断泛起也时时会影响和极度影响着我们的文明，给我们的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不彻底的“洋务运动”的中断和终结也正是它所造成的结果，它所造成的，是甚至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覆亡。在张之洞的时代，在引进这台“8000（HP）马力蒸汽机”的那个年代，恰恰正是那类沉渣最为积疴的时代，那些“洋务运动”的主将所经受的压力当然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应该承认，“8000（HP）马力蒸汽机”所代表的和它所包含的科学原理也超越了张之洞和张之洞们的认知，他并不可以真正地理解这台机器，重庆工业博览园中那段介绍“8000HP双缸卧式蒸汽机1905年由英国谢菲尔德市梯赛特戴维兄弟公司制造。公称能力8000HP，转速0—60转/分，最大可达70转/分，平均蒸汽耗量36t/h，总重量约250吨，所驱动的设备为德国西马克Ф800x3二辊可逆横列式轨梁钢机……”张之洞们或许也不尽知这些数字的意义，但他和他们了解，这样的“器物”有用，这样的“器物”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对家国有用。于是，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经历了漫长的旅行之后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洋务运动”和轧钢工业史的一个重要的起点……1906年，积贫积弱的中国暗潮汹涌，多股很不相同的力量在相互交织、相互对抗，已无一条路径可以走得平稳顺畅—我们大家可以想见，这台漂洋过海的蒸汽机曾经历过怎样的颠簸。

  在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还塑有张之洞的塑像。与其说他站在一个起点之上，毋宁说是站在一个分界点上，他站着，眼神中带有长达百年的“百感交集”。在一则旧文中，我曾这样理解我的乡党张之洞：知我者谓我心忧。若不是“千年未遇之变局”，若不是内忧外患大厦将倾，我相信张之洞更可能是一个守旧的循吏，他会恪守中庸、传统，小修小补，勤勉当然是一贯的，敬事也是一贯的，可那顶“洋务派代表”的帽子一定不会落到他的头上。有一则逸闻可以佐证，说，某人给张之洞上书，竟然其中夹杂了来自日本的舶来语，张之洞怒批“孰实可恨”，而上书人也在他的批复中发现了舶来语，回他“亦是孰实可恨”……然而，那个变局，那个压在头上的层层忧患，却让他不得不—改革，在历史上，诸多的改革都源自被迫，源自自救，源自在内外的压力之间寻求平衡，从一开始，它就会遭受来自革命的、打碎的与守成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之间的双重挤压。革命者急于，他们不相信，把一切看得迫在眉睫，当然某些内在的幽暗也使他们迫切；而因循者、利益获得者，则不希望自己被削弱，不希望变动触及，也不希望为别人成全……何况，还有外来，何况，这个外来的重压实在沉重。大清帝国，在风雨中颠簸飘摇，如同行驶于巨浪中的旧船。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这艘被不断击打的船上，包括那些势同水火的人……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从1906年至今，已逾百年。在百年沧桑中，这台“8000（HP）马力蒸汽机”依然结实坚固，仅有轻微锈迹，据朋友介绍，若不是因为更新换代，由电动机来替代，它可能依然是“重庆型钢厂”的重要工作设备，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在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区，对“8000（HP）马力蒸汽机”是这样介绍的：先后安装在广州和武汉。

  这就又牵扯出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了，还要提及一个大家可能相对陌生的组织，国民政府“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何谓“钢迁会”？为何需要建一个“钢迁会”？恕我孤陋，对于“钢迁会”，我是来到重庆大渡口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的，离开了文化博览园后才开始查找有关的资料—它应当更是一段不应忽略的历史，里面同样充满着波澜壮阔、生离死别以及荡气回肠。

  中日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节节败退，东北、华北相继沦陷，与之伴随的是处于东北、华北的钢铁厂也被日军占领或摧毁，加上海运的封锁，造成了中国国内钢材和生铁的奇缺—而钢材和生铁，是并更是保障抗战军需供给、充实后方工业生产和军事生产的“根基”所在。为此，1938年3月，在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和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共同倡议下，国民政府“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而重庆的大渡口区，则成为工业内迁的重要目的地。

  “钢迁会所拆器材由自己组织运输，并由兵工署出面与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及民生公司签订运输合同。钢迁会拆卸的5.68万吨器材中，专属钢迁会和綦江铁矿、南桐煤矿所有的共3.7万吨，其余为代兵工署各厂处和有关厂商所有，均需钢迁会代运后方。与其他内迁企业相比，钢迁会的器材最多，也最笨重，很多设备动辄二三十吨重，体积达上百立方米。当时中国的运输机构，不论公有还是私营，都缺乏在长江上游短时间内运输大量物资的经验。如何将如此规模的器材及时、安全地运送到大后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战事紧迫，另一方面参与组织此项工作的人要面临运输工具匮乏、枯水期不能航运和船舶逆水上行所需燃料严重不足等现实问题。钢迁会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先后征集雇用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只柏木船。此外，陆续把一些重要物资交给由武汉到宜昌、宜昌到重庆段的商业轮船附带运输。各项设备器材先由武汉西运，到宜昌后，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川……”

  不仅如此，或者说，更大的困难并不是前面说到的这些，而是战争，而是日军的时时轰炸，而是雪上不断加上去的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不应遗忘为这场中国工业大迁徙提供运输保障的重庆本土实业家卢作孚，正是他和他的民生公司，在近40天的时间里，他和他的民生公司就在江上运输了三万多滞留于宜昌的人员和十几万吨工业物资。也就是在这场人员物资的大抢运中，民生公司的“民生号”遭到袭击沉没，同时沉没的还有船上的70余名船员和工人。

  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钢迁会艰难的转运工作从1938年6月初开始，到1939年年底才告结束，钢迁会专属3.7万吨器材中，共有32321吨运抵重庆大渡口，沿途损失2745吨……值得一提的是，与“8000（HP）马力蒸汽机”匹配的重要部件“飞轮曲拐轴”在转运途中途经宜昌时遭日机轰炸沉入江中（Ф800轨梁轧钢机被迫改用钢板轧机的原动机6400HP蒸汽机驱动生产）。

  在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区，其重要的版块钢魂馆所展览的，即是在那个时期由钢迁会运来的相关机床设备，它们也促成了重钢的首次发轫。这些貌似已经冰冷的钢铁之物却连着国家命运和青年人的热血，是那段历史中最为直接、坚固的见证。

  民族危亡时刻，这些钢铁已经与民族的存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与我们的血脉连接在一起。是的，在简短的资料介绍中，我们可能读不到钢铁厂工人、工程师和负责运输的船员们的名字，看不到他们多数人的面孔，甚至无法明白他们来自何处，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和家境—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猜度。我们大家可以猜度的，是他们的疼与痛，是他们的坚持，是他们血液中涌流的物质，是他们从不会挂在嘴上的责任，以及面对可能的牺牲时的坚毅……

  抚摸这些钢铁，我甚至也可以抚摸到他们的手臂和肩膀，抚摸到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抚摸到他们的痛，抚摸到他们不屈的瘦小骨骼。在一个所谓的大历史中，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也是强大的。他们，把自己也溶解在淡然的、若隐若现的铁锈气息里。

  在倏忽的时间的击打下，在倏忽的时间中存留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遗落江中的“飞轮曲拐轴”也被打捞了上来，在经历简单的修复之后即投入了使用。机器一旁的铭牌上，还以一种饱满、热情的语调做出介绍：1952年4月10日，试轧成功了新中国第一根重轨—中华式38kg/m重轨，并用该产品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该机马不停蹄、不负众望不断开发生产新品种，实现了矿用槽帮钢系列化……直到1985年，型钢厂节约能源改造，电动机取代蒸汽机，该机才作为中国最后一台以蒸汽机作动力的轧钢原动机停产下马。从1906年至1952年，再至1985年，与之相关的还有一段值得被提及的历史：大三线建设

  。它被淡然藏于“8000（HP）马力蒸汽机”历史运转中的褶皱里，同样地带有一丝丝的锈迹。

  大三线建设，是指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与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一建设活动旨在加强国防实力，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其背景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已经制定了针对中国大部分核心区域的作战计划，一场可能的大战迫在眉睫。这里，又有一次中国重工业的大迁移，其与日本侵华时的工业大迁移有着某种同质性。许多人，尤其是内地的、沿海发达城市的人，因为支援国家战略而又一次背井离乡。我相信，“8000（HP）马力蒸汽机”足以见证，他们是如何来至这里的，他们的到来又是如何使整个厂区充满了不同方言的喧哗……我还要提及那些“个人”和被改写的个人命运，以及他们怀揣着的心和血，怀揣着的呼吸与火焰。我还要提及，在国家危亡的时候，那些人的舍身感和由此而来的崇高感，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可贵的支撑部分啊。

  钢铁似乎是冷的，是静物，是历史的遗存，但曾经操作它们的人不是，与它们日日相伴的那些手臂、眼睛不是。走在博览园中那些经历着时间的钢铁巨物之间，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人，那些从远处到来然后在这里生根的人，那些怀有理想和梦，怀有忐忑、陌生和怯懦，怀有种种情感情绪和想法来到这里的人……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标准的“当地人”，成了孩子的父亲母亲。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它让我们见证与之相关的数段历史，让我们从这些历史中看到人，看到历史对人的影响，当然也能够正常的看到与之相关的种种，乃至感慨，乃至生出种种的思忖与联想。钢铁，是现代工业的“血脉”，甚至从某一些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文明的“血脉”，对它的审视和观照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现代历史和现代文明的审视和观照。它让人怀想，让人感吁。

  【作者简介：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计二十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及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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